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肖恩·赖尔登博士表示，当今国际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政府已经不可能像20年前那样向跨国公司提供所需的支持，公司必须学会发展自己的外交能力。
清华大学赵可金副教授认为，在当代，外交已经不再为一国政府所垄断，公司外交成为当代最为重要的外交形式之一。政府利用公司资源实现国家目标，公司提升自己的外交能力、规避政治风险，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与公司双方需要相互协调，推动公司外交的发展。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余万里副教授表示，需要重新定义“公司外交”，即重新定义跨国公司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跨国公司在国际社会中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要做的是寻找“私利”与“公利”的交集，但当代社会，我们不能强制跨国公司的“私利”去迎合“公利”，否则会事与愿违。
英国华誉风险管理咨询公司总裁沙学文在演讲中说，“声誉是一项金融性资产”。他认为，当今的中国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在此大背景下，海外的中国企业正面临日益增长的威胁，特别是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良好关系的国家里，这需要我们意识到提早识别风险的重要性。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非教授关注了俄罗斯的经济外交及其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他表示，俄罗斯的寡头从能源方面所获得的资金，不仅仅专注于投资，还从事文化、宗教方面等相关事业，通过多方面投入，增强对外影响和减少国与国间的不信任，这种能力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出来，并为俄罗斯政府服务。
南洋理工大学何包钢教授的发言围绕中铝公司收购力拓公司失败的案例展开。他认为，中国企业都在为企业发展从事对外交往工作，但走的都是上层路线，不和公众打交道，不与媒体接触，因此也就谈不上“公共外交”。从力拓案至今，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长此以往，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式下，中国跨国公司将越来越被动。
作为2014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的分论坛之一，本次圆桌会议得到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大力支持。察哈尔学会几年来在公司外交领域已取得工作成果，学会秘书长柯银斌认为，只有将工商管理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结合起来，将学术研究与跨国公司的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使公司外交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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